| 本書所收錄的文章，直接或間接地關於基督教傳統的傳承與轉化的課題。作者嘗試結合古希臘神學、當代神學於漢語神學的建構，同時引申大學宗教神學及博雅教育的使命，表述他對神學及文化二者關係的獨到見解。 基督宗教研究的人文與教會向度 節錄自《傳承與轉化》—基督教神學與諸文化傳統（82-83頁） ……一位博雅教育的著名倡導者紐曼（John Henry Newman,1801-1890）指出，大學是一處教導普世知識（universal knowledge）的地方。據此原則，他辯稱，大學應包括神學研究。據相同的原則，對非基督宗教的研究也不應排除在大學教育之外，並且不應把它限制在大學所在的城市或國家內的宗教。它反而應該是在原則上盡可能在教學範圍上包含所有的宗教，而只能因實際的理由（如財政），才將範圍收窄。事實上，這也是符合士來馬赫所提議的，把宗教研究納入哲學神學而非實踐神學的領域之內。倘若有人從實踐神學，如宣教學的角度來考量對非基督宗教的知識的實際應用，則只會考量那些與宣教工場有直接相關的宗教。這就會把研究變得太「地域」（parochial），而與大學精神相違背，這種「地域主義」的誘惑對亞洲基督教大學尤為強烈，但倘若我們採納士來馬赫的進路，將對非基督宗教研究放入哲學神學，那就會發覺，因要把基督宗教放置在宗教歷史的全球脈絡中，它需要具備對過去和現在在地球上的所有宗教的知識，它不應局限於「世界宗教」（把原始宗教排除）或某幾種壟斷本地宗教景觀的宗教。這些都是博雅教育的理念，對在亞洲基督教大學內的宗教研究的教學有重要的意義。 在士來馬赫在生時，某些概念的使用是無法避免的，但在「後殖民」（post-colonial）和「後現代」（post-modern）的廿一世紀，「亞洲」（一個可能是從西方引進來的觀念）的人民或許需要反省一些從西方加諸而來的觀念。除了「西方」的「宗教」和「宗教研究」的概念外，或許我們也要重新考慮宗教研究和神學之間的對立二分，這種二分似乎是承接自現代西方的啟蒙運動中的理性觀，倘若我們回到「亞洲」的「宗教研究」的(諸)傳統，我們會發現，對宗教的「主觀」和「客觀」研究的二元論和嚴格區分，對於例如佛教和印度教的傳統／本土的研究而言，是不適用的。在這些傳統中，抽離和參與在宗教探索中都是必須的。 士來馬赫的神學教育進路中最嚴重的問題，或許是那種以教會為中心的傾向，這種傾向未能認真看待教會以外的社會問題，這問題對士來馬赫身處的歐洲來說不是那麼嚴重，因為教會和社會的範圍基本上是相同的，但在亞洲的情況卻非如此。在亞洲，與其他宗教人士對話和溝通不僅是日常生活經驗，更是一種需要；亞洲中的經濟、政治、社會、生態和靈性問題，皆要求我們要與其他宗教合作，為亞洲建設更理想的將來。由於亞洲中的諸宗教（包括亞洲的基督教），會是其中一個因素影響著這些問題的形成、深化或得到解決。對於不同宗教對當代問題的相關性討論，若宗教研究學者仍然保持「中立」或視若無睹，在道德上是不負責任的。對社會中的苦難視若無睹，肯定是與亞洲基督教大學的（愛的）精神相衝突。所以，除了宗教多元主義之外，貧窮的問題，對人的剝削、生態危機等問題，皆致使神學和宗教研究的分家，變得既不可欲也不能證立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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